1958年，我们家买了一台收音机，是南京无线电厂出的新产品， “熊猫”牌。那是我国电子工业起飞的年代。记得我天天放学一到家， 就打开收音机听个没完。侯宝林的相声，百听不厌；孙敬修老师讲的“小孙猴”（《西游记》），更是让人废寝忘食。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国庆游行、人大选举、中苏争论、抗美援越等等的国家大事，也 就日益关注了起来。1964年秋天，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两条新闻戏剧性地凑在了一起，收音机旁的15岁的我真是恨不能为了祖国、为了世界人民的解放去奋斗。也是在这台收音机旁，我和同龄人一起，被投入到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我的小姑从上海送给我一件下乡的礼物，是“东方红”牌的半导体收音机。1969年，油菜花开的时节，我到小平同志的老家广安去插队。农村很穷。老乡们围着那个半导体打转转，想好好看看里面说话的人是什么模样。直到我下乡的第三年，农村的广播喇叭才接到了我们的院子。我对得起那里的老乡，我教书教出了一批有理想的山里娃娃，他们后来成了我们那里第一批走进高校大门的孩子。去年秋天，我悄悄回到了那里，草房早就没有了，家家户户都有电视。要说比一比，只是比黑白还是彩电，比21英寸还是25英寸，好多人家都有人在外干事，有的还在国外“打工”，现在的老乡说起话来很有信息量， 市场经济的名词一套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