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们称作“人工天河”、“中国的水长城”、“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确确实实是人间奇迹。但我觉得仅仅将它与其它“世界七大奇迹”相提并论的话，仍然是不公正的，仍然有“被”屈就的感觉。应该更公正地说：红旗渠的成就超越了其它“世界七大奇迹”的总和。这样评价，倒不仅仅因为只有红旗渠让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其它“世界七大奇迹”则都是剥削阶级对人民统治的象征，是人民被迫为统治者充当苦力的象征，还因为红旗渠在为人民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为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这是社会主义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珍贵的精神财富。红旗渠创造的精神财富甚至比它巨大的物质贡献还要珍贵。可以自豪地说：红旗渠是中华民族的一座精神宝库，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座精神丰碑。所以，对红旗渠精神，必须予以科学的定义，必须予以客观准确的解读，而不能随便予以曲解，更不能容许沾污和亵渎。
通过多年对红旗渠的调查研究，大量事实证明，红旗渠精神的核心应该涵盖为如下十个方面。
一、人民自主精神。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人，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精神。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的正确路线，就是这种精神产生和宏扬的前题和保障。
林县水贵如油、民不聊生的状况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封建统治者从来没想过修渠。据县志记载，元代潞安巡抚李汉卿曾率众修过“太平渠”；明万历年间县令谢思聪也率众修过一条“谢公渠”，其实只能称为小渠沟(深、宽不超过半米)，仅解决了几个村子的吃水问题，人们还为他们修庙立祠，歌功颂德。然而，这种行为只具有历史的偶然性，而非必然现象。这仅仅是极个别封建官僚个人比较清廉，同情百姓疾苦，其目的也是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定；再是规模极小，与红旗渠有天壤之别，只能在局部乡村解民难于一时，而不能根本上改变林县人民的生存状态。当时，修不修渠，老百姓作不了主，不修渠很正常，无人敢于问责，修渠也是极个别“清官”大老爷的恩赐。
而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史以来人民群众第一次真正当家作了主人，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的基本原则写进了党章和宪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可以自己作主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解决水的问题，正是千百年来林县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修不修渠，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如果有哪个领导无视人民群众修渠的愿望，阻挡人民群众修渠的意志，甚至在职领导者不正视人民疾苦，不能主动作出反映人民愿望的决策，都会被视为失职，都会遭到问责甚至批判，而且这种问责和批判形成了制度和路线，被视为正当行为。
杨贵同志在未就任林县县委第一书记之前，作为一个地委办副主任被派往林县帮助组织抗旱工作期间，就对林县缺水的民情作了大量的深入调研，并主动向地委写了调查报告，提出长治之策。这种不分份内份外，尽心尽责的工作态度，在今天许多官员看来，都是不能理解的“管闲事”，然而推行正确路线的地委特别重视这样的优秀干部，杨贵随即被委以重任，就任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此后，杨贵率领县委一班人又踏遍林县山山水水，做了大量的社会调研，最终形成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心和决策。这决心和决策正是民心民愿。
在毛泽东时代，杨贵这样的领导干部能得到提拔重用，不是拿钱跑来要来的，而是他们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必然结果。所以，在当时修建红旗渠必然凝结成人民群众与革命干部共同的决心和意志，修建红旗渠必然顺理成章地提到党和政府的办事日程上。追根溯源，修建红旗渠是林县广大人民群众的决策，杨贵书记和林县县委只是顺应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后的历史性选择。这就是人民的自主精神！
二、人民自立精神。就是不靠天、不靠地、不伸手向国家要钱，人民群众靠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自己改变自身生存状态的自力更生精神。这种精神的背后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支撑。
林县是革命老区，1944年就获得解放，而只到1958年才陆续修建了几个小型水利工程，由于规模小，不能根本上改变林县缺水的面貌。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后的1960年，农村集体经济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才有能力启动红旗渠工程。大概这就叫适时而动、量力而行吧！这个“时”就是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这个“力”就是集体经济之力。有了集体经济之力的林县人民体量国家的困难，毅然拿出自己积累的资金7000万元，拿出集体储备粮，在三年困难的高峰期1960年开建红旗渠，不伸手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靠自力更生。三年困难时期，林县不但没有饿死人，而且还能拿出资金和储备粮修建红旗渠。这不仅显示了林县人民的冲天志气，显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势，同时也用铁的事实，粉碎了右派“饿死三千万”的谎言。像小岗村那种单干精神，那种用国家财力和外援资金垒砌的典型，没有丝毫自力更生的志气，能建成红旗渠么？不要说他们拿不出7000万，拿不出储备粮，就是国家全额拨给它7000万、7个亿、70个亿，他们也会分光吃净，根本修不出红旗渠！不是么？在当今“盛世”，国家用三十年时间，花了那么多钱堆塑这个典型，直至2003年，小岗村还欠着外债3万元，还穷得叮当响。什么原因？那就是人民公社被强行解散后，小岗村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小岗村十八条汉子没有了自立的志气和任何自立的希望。“自力”没有了，还谈何“更生”？一个天天伸着手等待国家“救济”的小岗村，只能是一个叫花子典型。创造红旗渠那样的世界奇迹，是需要有点志气、有点精神的，那就是人民的自立精神！
三、集体主义精神。就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体优势，万众一心、步调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右派精英们动不动就摸黑“群众运动”，说那是“人海战术”、“大锅饭”、“打乱仗”、“效率低”。他们根本不懂得“群众运动”的伟力。其实新中国许多奇迹都是群众运动的成果。集体主义就是集众人之力，集众人之智，凝众人之心去干事业。集体主义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如果说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因素的话，那么，我要进一步说：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力量的人，才是最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力，才是第一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才能出第一流的效率，出第一流的效益。无论从工业、农业、科技还是其它任何某一领域上讲，新中国建设中的无数事实都在反复证明这一真理。丢弃集体主义精神，是资改精英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最大扼杀。试想，如果不充分发动群众，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形不成万众一心的合力，而是各顾各地个人奋斗，能建成红旗渠那样震惊世界的浩大工程吗？如果没有红旗渠民工“舍小家保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如果没有红旗渠上社与社、队与队、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配合与支援，如果没有集体内的分工协作，如果没有集体荣誉感，如果没有众多集体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兢赛，修建红旗渠谈何容易？谈何成功？
愚公移山和红旗渠的故事都发生在太行山，愚公移山靠的是单家独户之力，祖祖辈辈、子子孙孙挖山不止，感天动地，最后是上帝或神仙帮了忙，才最终搬走大山，打通了出山之路，所以“愚公移山”只能是神话。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愚公们修建红旗渠，靠的是集体之力，排山倒海、无坚不摧，以十年时间创造了人类奇迹，是真真实实的故事。红旗渠的英雄事迹也感动了“上帝”，但是这“上帝”不是虚无飘渺中的神仙，而是人民群众，是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红旗渠的英雄们不靠神仙帮忙，靠什么？靠的就是集体主义精神！
四、无私奉献精神。就是为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有人说在私有企业中也需要无私奉献精神。这种论调很谎谬。因为在私企中不可能存在“无私奉献”，而只有劳动力与金钱的不等价交换，只存在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夺，只存在劳工对资本家的“为私奉献”，只会出现怠工。所以解读无私奉献精神必须先弄清为谁奉献。无私奉献只能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奉献。在这里，绝大多数人结为一个利益整体，而这个整体中，每一个个体无私地为整体奉献，才能叫做无私奉献，或者叫“一心为公”，还可以叫“大公无私”。
有人问当年修渠给多少钱？我说不是挣钱是挣工分，青壮劳力每天10分，妇女和岁数大点的劳力每天也有8、9分，各尽所能、差距不大、相对公平，没人喊冤叫屈。又问一天能挣多少钱？我说每天也就几毛钱，各社队分红值略有不同。那提问者撇撇嘴、耸耸肩、哈哈大笑地说：几毛钱？就是每天给一百元、伍百元，我也不干那样劳累那样危险的活！仔细想想，此人所言也是实话。但他不懂得红旗渠民工的劳动，与富士康员工的劳动，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劳动。富士康的生产资料归老板所有，富士康的超额利润归老板所有，富士康的血汗工人不仅仅报酬微薄可怜，而且是被迫劳动，是在严密监视下劳动，他们是一个个不能相互交流的精神碎片，是一个个会说话而不能说话的劳动机器，没有丝毫尊严，没有丝毫愉悦，他们在为老板卖命，而红旗渠工程则恰恰相反。红旗渠的生产资料归劳动者集体所有，生产成果归劳动者集体共有，民工们在为自己共同的利益而奉献，所以不讲待遇高低，不论任务轻重，不分份内份外，没有监工，也没有怠工，他们在自觉地、主动地、愉悦地、有尊严地劳动，他们在舍身忘死地干，危重活抢着干，妇女与男人争着干，民工瞒着领导干，干部与民工比着干，而且是心情舒畅、以苦为乐、心甘情愿地干，工地上钎锤的敲击声和民工的欢声笑语交织成世界上最美妙的交响乐。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劳动场景，必然会感到无尚的尊严，必然会亲身体验什么叫心灵共振，什么叫心灵震憾，也必然会顷刻领悟：为什么富士康员工一个接一个从楼上往下跳，而比富士康工作环境恶劣十倍，劳动强度大十倍的红旗渠民工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更没有一个人自杀？你还会倾刻领悟：为什么丈夫刚刚为修渠而牺牲，妻子会毫不犹豫地将十几岁的儿子送上工地，继承丈夫的未竟事业？你还会进一步领悟：偌大一个红旗渠工程竟然没有一分钱的贪污和资金流失？你也会渐渐领悟：为什么同样是这些林县农民，在毛泽东时代他们能修成千年永固的红旗渠，而在今天却将红旗渠加固技改工程弄成了“豆腐渣”？这中间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究竟是什么力量造成了今天与昨日的背反？那就是社会制度的力量，那就是人们价值观的力量。为人民的利益而奉献才会有幸福感、尊严感，而为资本家的利润流血汗只能产生屈辱和痛苦；为人民利益而奉献能激发劳动者的热情，能产生高效率、高效益，而为资本卖命，只能产生“磨洋工”和“豆腐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无私奉献精神则永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远不可能产生无私奉献精神！
五、艰苦奋斗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奋斗精神。要奋斗就会遇到艰难困苦，要奋斗就会有流血牺牲。干革命是为大多数人的解放而奋斗，是正义的事业。反动势力的强大，而革命力量的从无到有，决定了这正义事业的征途充满了艰难困苦、流血牺牲。
红旗渠是一项为民造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浩大的民心工程，自然条件的恶劣，物资条件的匮乏，决定了其修建过程必然会遇到艰难困苦，一定会有流血牺牲。但是红旗渠的英雄们说：“我们要苦干，不能苦熬！”“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为了子孙不受苦，再苦再累心也甜”，“为了建成红旗渠，就是铁山也要钻它个窟窿！”在国家极其困难的1960年，启动那样浩大、那样艰险的工程，对于艰难困苦、流血牺牲，林县人民是有心理准备的。民工们搭草棚、挖窑洞、住石缝、睡石板；阴雨天草棚漏雨，民工们抱着铺盖，背靠背顶着雨布睡；指挥部没有桌橙，电话机无处放，就找块较平整的石板当桌子，用石块当橙子，各种文字材料都是在膝盖上写成的；粮食不够吃，就利用工余时间上山挖野菜，与口粮、公社补助粮掺着吃；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削平1250座山头，打通211个隧洞，架设151座渡槽，挖砌2225万方土石，竟然全靠一钎一锤、车推肩扛；施工中共牺牲了81位民工，活下来的几位特等劳模在1978年清查“四人帮”运动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至今有冤无处伸，但无人后悔。千难万险没有吓倒英雄的林县人民，没有挡住林县人民修渠保渠的脚步。红旗渠凝结的这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一块不朽的丰碑！
时下，那些极力鼓吹“普世价值”的右派先生们秉承美国中情局的旨意，图谋从中国青年心灵里彻底摘除这种民族精神，其野心值得警惕。乱国者先乱民心，，灭族者先灭人志，招降者先曲其节。中华民族如果丢弃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中国人将变成没有灵魂、没有骨头、任人践踏的蛆虫！
六、勤俭节约精神。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勤俭办事的精神。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红旗渠工程中一个闪光点。当年修建红旗渠，举全县之力，陆续凑了7000万，这基本上是建国以来该县的全部积累。县委多次强调，这笔资金来之不易，必须精打细算，把小钱当作“磨盘”花；非生产性支出不准动用一分钱生产资金；能自己制造的生产资料坚决不买；非买不可的也必须一分一分抠着花。
为了节约资金，他们调集能工巧匠，广集群众智慧，献计献策，大搞技术革新，因陋就简、广开思路、土法上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没有水泥自己造，没有炸药自己制，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石料自己开，没有罗筐自己编，没有麻绳自己搓，铁钎、铁锤、手推车自己打。架杆断了做镐把，镐把断了当锤把，锤把断了当柴烧。他们还成立后勤服务队，缝补衣服、修鞋、理发不出工地不花钱，确实做到了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民工们共烧出石灰近3亿斤，比买现成的节约资金一半以上；自己造炸药的花费是买炸药的1／10；他们自己编制了21000多个抬筐；纺了38000多斤麻绳；利用废木料打造了2000多辆小推车。仅以上几项就节约资金200多万元。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人人以勤俭为荣，以浪费为耻，每笔钱都花在必用之处，未造成任何一笔资金流失。
那些因公款吃唱、公款旅游、公车消费每年要花掉上万亿的“公仆”们，照照红旗渠这面镜子，难道你们不感到脸红吗？勤俭节约的精神一旦丢弃，奢侈浪费之风必然盛行，腐败堕落之浊流必然泛滥，社会主义的堤坝必然被冲垮。
七、群众的创造精神。就是依靠集体智慧，群策群力，敢于向有限条件挑战的创造精神。物质条件有限，但不能坐等条件成熟，“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后来的大庆经验。
实际上，修建红旗渠的全过程始终践行了这种精神。县委充分相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经常调集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开“诸葛亮会”，广泛发动群众，人人献计献策，土法上马，解决施工难题，取得良好效果。在山崖上修渠，测量难度大，总干渠纵坡只有1／8000，要求测量精准度高，缺乏技术人员，又缺技术设备。工程设计和测量技术人员的最高学历是一个刚从水利专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测量工具只有２台测平仪，共产党员路银用水盆自制土测平仪。整个工程就是靠一个中专生和几个“土工程师”完成设计和测量的。这些人既无文凭又无资质，如放到今天，连基本资格都没有，还搞什么设计和测绘？按时下行情，那7000万修渠资金连设计费都不够，还有专家论证、部门立项、审批、审计、测绘、工程招标等等，收费的地方多如牛毛。光这一套折腾下来，少说也得五、六年，花的钱海了，还谈什么建渠？
林县的干部群众不迷信鬼神，不迷信专家，不迷信“资格”，更不需要那些烦琐的程序，只认管不管实用，有没有实效。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条红旗渠修下来，创造了许多管用的土办法，同时培养出许多“土专家”。在设计施工中创建了不用钢筋水泥，下面过洪水，中间过渠水，上层通汽车的三用渡槽；在爆破技术上，他们创造了“连环炮”、“三角炮”、“瓦缸炮”等爆破方法，一次可装药几千甚至上万斤，提高了爆破效果；在自制建筑材料方面，发明了明窑堆积烧制石灰法，一次就能烧出石灰14万斤，共烧出石灰近3亿斤；在开凿隧洞方面，创造了打竖井拓展工作面的方法，加快了工程进度。诸如此类的土办法、土技巧不胜枚举。
依靠集体智慧，各方合作，各献所长，互相交流、互相启发，形成创新合力，这不但是红旗渠建设的经验，也应该是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中国发展模式借鉴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凝结成集体智慧，才能激发最大的创造活力，形成最大的创造合力，开拓最大的创造空间，才能创造震惊世界的人间奇迹！
八、团结协作精神。就是全国一盘棋，以大局为重，以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为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林县修红旗渠要跨省从山西引水，山西人民全力支援，不但支持劈山开渠，而且提供住房，提供土地，提供水源。
为了支援林县修建红旗渠，山西平顺县委毅然更改了修建两座水电站的规划；平顺县石城和王家庄两个公社让出了近千亩耕地，迁移了祖坟，砍掉了一批树木。石城大队贫农社员孔东新说：“咱天下农民是一家，不能看着林县阶级兄弟受干旱的害，过苦日子，咱平顺毁几百亩地，就能救林县几十万亩地，这是一步丢卒保车的好棋。”王家庄大队的王伦说：“毁了树可以再栽，咱少吃点花椒和水果是小事，让林县几十万人喝上水是大事！”山西平顺县的群众让出最好的房子让民工住，拿出自家的毯子让民工铺，甚至拿出自家准备过年的白面和鸡蛋慰问生病的民工。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若放到今天，是多么不可思议，是多么不可理喻，是多么不可容忍？而如果没有这种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要修成红旗渠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私有化后的今日，红旗渠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山西、河北与林县争抢水源。渠上游开了24个放水囗，8个大虹吸管道，除此之外，不少人在上游主干渠上任意扒口放水，用完水也不关闸堵囗，任渠水哗哗流入山涧，无人敢管。经常有人半夜三更去砸渠管所的门，寻衅闹事，敲诈钱财，门都砸坏了，无人敢惹。山西平顺县在林县永久买断的红旗渠引水渠上建发电站，仅此一项就截走红旗渠4个流量，甚至有人在两处炸毁红旗渠总干渠岸，震惊全国。
现在红旗渠水流量只是原来的六分之一，灌溉面积由原来近60万亩下降到29万亩。红旗渠技改工程受到空前阻力。由于抛弃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后，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在只讲本地利益的今日行情下，山西省针对该工程提出许多附加条件，仅协调工作就做了2个多月，在国家几个部门的强力干预下，才得以开工。工程由国家武警水电第二总队承包。这成了工程能够正常运行的一个强力保障，也成了保证工程质量的重要条件。若非武警部队开赴工地，技改工程还不知何年何月竣工。然而，工程施工还是遇到了数不清的麻烦。主干渠所经之地的山西群众，经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普世”毒水的浸泡，再不是过去无私援助的群众了。一些人讨要运输车辆的“过路钱”；一些当地车主提出运料必须雇用他们的车辆；还有一些与林县有经济纠纷的商户，乘机协迫林县政府让利解决。这些人一律狮子大张口，不达目的就阻断道路。数不清的人为障碍，使得工程一波三折，进度十分缓慢。
事实证明：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是红旗渠成功修建和得以永续利用的根本保证。红旗渠修建过程中展示的那种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只能产生于那个特定的时代。
九、干群一体的精神。就是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同甘共苦、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精神。
毛主席在建军初期就提出“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思想。之所以有“官”的称谓，是因为当时红军中有一部分旧军人。其后，毛主席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归纳为“密切联系群众”，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毛主席又把干部比作“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把人民称为“国家主人”，从心底喊出“人民万岁”，一再告诫党的干部：我们手中的权利“是人民群众给的”，“要与群众打成一片”，永远“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高倨人民头上“当官作老爷”。这种干群一体，民尊干卑的思想和作风，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制度和胜利保障。
红旗渠修建的全程对这一思想作风作出了最完美的诠释。时任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的杨贵同志就是这种思想作风的典范。杨贵心里永远装满了人民，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在就任林县县委书记之前，就了解到林县人民缺水之苦。从那一刻起，他的心、他的命运就已经和林县人民结为一体。除了开会，杨贵在办公室时间很少，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基层搞调研。他翻山越岭，几乎到过全县所有村庄，那怕这个村庄只有几户人家。每个公社都有他蹲的点，每个点上都有他的农民朋友，这些农民都是他了解民情干情的联络员。在这些点上，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下了深厚感情，直至他到北京当了部长，这关系都没断线。在红旗渠工地上，他与民工同住山洞里，同睡“石板床”，同样蹲地上，同喝“大碗汤”，同样搬石头，同样和泥浆，外人根本看不出他是县委书记，林县也没人叫他书记，一辈子都叫“老杨”。县委的每一个决策都来自于调查研究，来自于基层，来自于群众，来自于民心。杨贵非常勤政，人称“工作狂”。他几乎没有在晚十二点之前睡过觉，经常半夜把其他相关领导干部叫到办公室研究工作，时间长了，机关领导干部养成了习惯，杨贵办公室的灯光不熄，他们也是不会上床的。杨贵以身作则带出一大批勤政、爱民、实干的好干部。
杨贵对亲属要求非常严格。他孩子到他办公室用铅笔、汲墨水受到过严厉批评。他儿子在学校与老百姓的孩子吵了架，曾被他一脚踹出门外，并借机训戒子女不能有特权思想，又特意到学校给老师打招乎，绝对不能特殊关照他的子女。杨贵与红旗渠民工、劳模的感情超越亲情。钱学森、穆青曾为红旗渠的落难英雄流过泪，但第一个为特等劳模、除险队长任羊成流泪的是杨贵；跪到红旗渠烈士和含冤去世的劳模墓前手捧土、眼流泪的是杨贵；以八十二岁高龄，至今仍在为遭受不白之冤的劳模奔走呼喊、伸张正义的是杨贵；不给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遭打击迫害的红旗渠劳模平反昭雪，会死不瞑目的，仍然是杨贵；所以离任近二十年后重返故地，造成万人空巷，道为之塞、车为之止、行人驻足、听者泪流，百姓闻风驱数十里赶来，残弱老者让子女用独轮车推来，讲话十分钟，群众流泪鼓掌27次，长达半个多小时，让主持人难以收场的，当然还是杨贵。杨贵何以如此受百性爱戴？因为他与林县人民早已血肉相连，熔为一体了。杨贵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真正无愧于“新中国六十年六十位品牌功勋人物”之一，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是林县人民心中永远的英雄！有人也许会说这是“过誉”，而我要郑重地再说一遍，这是名副其实，或叫名至实归！干部思想革命化是党的正确路线能够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林县县委始终将这一条放到党建工作的首位。所以像杨贵这样的领导干部，在当时的林县还有许多。
县委副书记、红旗渠工程总指挥长马有金，在工地与民工并肩苦干十年，与民工比着拢大锤，与民工同吃一锅饭，同睡石板床，记者采访他，不知道他是指挥长。终因积劳成疾，加上在1978年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惨遭走资派残酷打击迫害，含冤而死。正因为林县县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有这样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革命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苦干，红旗渠才能修建成功。谁见过“共产党”？“共产党”是什么模样？没人知道。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印像，是从许许多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得到感性认识，进而又从他们实行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得到理性认识，才最终作出判断。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通过许许多多优秀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血脉连结起来的。干群一体的精神，就是这种血脉相连的精神！党和人民群众有了这种精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敌人都能战胜，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
十、勇于斗争的精神。就是既要敢于向恶劣的自然环境挑战，更要勇于同错误路线、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精神。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林县人民面对着许多困难。然而最大的困难不是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是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而是走资派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他们不甘心作大自然的奴隶，而要作大自然的主人，敢于重新安排林县山河，在向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同时，向阻挡他们改变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反动路线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围绕着修渠还是工程下马，肯定修渠还是否定修渠，是举红旗还是砍红旗这个核心，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在红旗渠工程启动之初，那些曾经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的走资派，一下子从“极左”跳到极右，明里暗里坚决反对修建红旗渠，他们装出一副关心百姓疾苦的样子，说什么“修渠和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运河一样，是劳民伤财，不管人民死活，是千古罪人！”到处造谣言、告黑状，甚至对力主建渠的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撤职查办，杨贵同志也差点被撤职。但林县人民顶住了错误路线的干挠和破坏，他们说“我们只能苦干，不愿苦熬，必须修渠，不能停工，这是我们改变命运的最好选择！”
在“文革”初期，安阳地区的走资派挑动群众将矛头对准红旗渠，对杨贵等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和红旗渠劳模进行残酷批斗，妄图一举砍掉红旗渠这面红旗。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林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分得清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终于粉碎了走资派的砍红旗阴谋。
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杨贵同志继续任林县县委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从而完善了红旗渠续建配套工程。红旗渠开始整体运行，开花结果。
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后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又一次将屠刀向红旗渠砍去。他们恶毒地说：“一条小小的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能比过长江黄河吗？”红旗渠“对外惊天动地很凶，对内灰心丧气很空，欺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又一次对杨贵等一大批坚持举红旗的干部群众下手打击迫害。他们将杨贵调离林县，然后林彪那个死党xx亲自带队直扑林县，撤换林县老县委领导班子，又一次批判修建红旗渠的劳模和积极分子。林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顶住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力。
正当走资派推行林彪反动路线，大砍红旗得意忘形之时，林彪阴谋败露，毛主席革命路线又一次挽救了红旗渠的命运。在批判林彪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当面指责河南那个林彪死党：“你为什么要砍党中央毛主席树立的林县红旗？你说一条小小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你修了几条？你凭什么说林县红旗渠欺骗中国和世界人民？讲不清这个问题你过不了关！”周总理当场亲自命令他把军帽摘下来，说他“不配一个人民解放军”。紧接着，出台中共中央[1972]42号文件，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砍红旗阴谋，红旗渠又躲过一劫。
但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之后，资产阶级对红旗渠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积极参加红旗渠建设的干部群众和劳动模范，又一次遭到更残酷的政治迫害和清算，红旗渠遭到一场真正的浩劫(详情见《红旗渠的“盛世”悲歌》)。
英雄的林县人民并没有屈服。三十年来，他们顶着“四人帮帮派分子”、“三种人”、“假劳模”的政治帽子，一天也没有停止斗争。由于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已部分洗刷了红旗渠的罪名，杨贵同志基本被平反，但当年坚持修建红旗渠的广大林县干部群众以及舍身忘死的红旗渠劳模们，时至今日，仍然背负着政治罪名，经济上受到不公正待遇，人身受到严密监控，过着凄惨的生活而相继含冤死去！他们的挣扎与呼喊没有任何回音，只能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回荡。然而他们没有退缩，没有向邪恶屈服，没有停止反击和斗争，仍然在为捍卫红旗渠这面社会主义的红旗而斗争！他们与私有化红旗渠的阴谋而斗争！与修复加固红旗渠工程中的“豆腐渣”现象作斗争！与妖魔化红旗渠的阴风恶浪作斗争，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他们毅然走上“乌有之乡大讲堂”，将红旗渠真实的历史与现状告诉全国及全世界人民，他们在为找回红旗渠产生的根本条件而斗争！他们在为呼唤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回归而斗争！他们在为崇高的理想而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是红旗渠精神中最可贵的一部分。
在红旗渠蒙冤十几年后的九十年代中期，胡锦涛、江泽民相继视察红旗渠，充分肯定红旗渠的功勋，并重提发扬红旗渠精神，对于红旗渠精神的传承起到了历史性推动作用。红旗渠精神是与“井岗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寨精神”、“大庆精神”相并列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升华。红旗渠精神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而一些资改精英们，一方面空喊发扬红旗渠精神，另一方面却不但拒绝为积极修建红旗渠的林县老县委、广大干部、劳模、群众积极分子平反昭雪，反而继续予以压制和打击。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将红旗渠精神曲解、延伸为“十万大军出太行”的“打工精神”。这种“打工精神”说穿了，就是失去主人地位之后，人民被迫为资本卖命的精神；就是幻想发财致富的个人奋斗精神；就是脱离集体主义的单干精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精神；就是“铁汉”变奴工，“铁姑娘”变“小姐”的精神，充分暴露出他们宏扬红旗渠精神是假，而给自己脸上涂粉是真；延续红旗渠精神是假，阉割红旗渠精神的核心灵魂是真。我们说，红旗渠精神涵盖的以上十个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随意切割。
红旗渠精神产生和发扬的决定性条件，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公有制经济，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党的正确路线领导。红旗渠精神只能产生于这三个特定条件之下。私有制不可能产生红旗渠精神，也没有这种精神存在的土壤和发扬的空间。试问：打工仔能为老板“无私奉献”么？在私有化的血汗工厂里能提倡“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么？在分田单干后的农村还能有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么？农民还有集体主义精神么？还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和志气么？即使有点“自力”，还能搞出红旗渠那种“更生”自己生存状态的工程么？血汗工厂里的劳工们还能有“主人翁精神”么？如果说时下要发扬红旗渠精神，也只能发扬其斗争精神，为夺回产生红旗渠精神的那三个决定条件而斗争！
红旗渠是一座社会主义的精神宝库。不许曲解红旗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