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改精英们为达到其“改朝换代”的险恶目的，曲意将新中国60年的历史划分为前后30年。他们称前30年为政治上“专制”，经济上“濒临崩溃”的“乱世”，而改开后的30年是繁荣昌盛的“千年盛世”。于是，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妖魔化中国革命的阴风甚嚣尘上，愈演愈烈；而为走资派翻案，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为汉奸卖国贼翻案，为国民党反动派翻案，甚至为美日等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翻案的逆流起于朝野，卷起狂澜。借用薄一波的一句话：凡是毛主席肯定的，他们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否定的，他们都要肯定。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倒行逆施的直接后果，就是让一切光明和正义含垢蒙尘，让一切黑暗与邪恶大放异彩，祸国殃民之浊流横行于各个领域，，腐朽堕落之风气弥漫于各个角落。这就是今日中国之命运，也是红旗渠今日之悲歌！
红旗渠既然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的奇迹，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成果，是新中国前30年光辉成就的有力见证，右派精英当然必欲除之而后快。当“文革”被资改精英作为牺牲供品摆到资本的供案上之后，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成果开始了全面清算，红旗渠岂能独善其身？
资改精英们首先从政治上对红旗渠开刀。他们首先将修建红旗渠的决策机关，被中央肯定为“马列主义领导班子”的林县县委，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其关键依据是一本小册子。林县县委档案室从1957年开始，每年将全国报刊登载有关林县的文章和信息收集印刷成册，作为历史档案资料保存，这已是历年形成的惯例。1976年这一期资料，本年11月20日开印，1977年11月29日才印完。其间有人提出：“四人帮”被粉碎了，再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资料不太合适。办公室主任曾让暂停，但最终决定只少量印几本作为资料保存。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正常工作，可问题偏偏出在这几本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共收集资料82篇，据说其中居然有63篇涉嫌“攻击、诬陷”“敬爱的邓付主席”，罪名大得很。“文革”中极力反对修建红旗渠，将杨贵和县委多数领导往死里整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头目雷xx、靳xx、刘xx偷出一本小册子，并立即报告中央和“敬爱的邓付主席”，中央有人将此事定性为“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责令河南省委严肃处理。河南省委专门下发了[1978]26号省委文件，给予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赵迎秋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职务的处分，给予县委办副主任王树英撤销职务处分(该文件于1989年被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撤销，赵、王两同志只撤销了党纪处分)，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在接下来的“两案”清查运动中，林县县委和杨贵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帽子，在全县展开揭批“杨贵帮派体系”的大清查运动。从县委到生产小队；从县直各机关到厂矿企业的车间班组；从县级领导干部到生产队的电工、饲养员、厂矿门卫，层层揪“杨贵帮派体系”和“黑爪牙”，干部群众人人自危，惨遭迫害。全县上下层层办“说清楚学习班”，仅县直就集中办了6个跨局委“说清楚学习班”。批斗对象被限制人身自由，专人看管，不准外出，不准互相交谈，被车轮战、疲劳战、不准睡觉，残酷折磨，被随意侮辱谩骂、人身攻击。大批斗时间长达四个多月。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有3人自杀身亡，3人自杀未遂，整个林县，一片白色恐怖。
全县的“两案”清查运动，以杨贵和红旗渠划线。他们污蔑红旗渠是“黑心渠”、“死人渠”，修建红旗渠是“劳民伤财”，“和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一样有罪”，红旗渠“对外惊天动地很凶，对内灰心丧气很空，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时间，整个林县变了天：被党中央称赞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核心”的林县县委，成了“黑县委”，成了“杨贵帮派体系”；修建红旗渠的主要决策者杨贵成了“四人帮线上的人”，“红旗渠是杨贵晋升的敲门砖”；凡是积极主张修建红旗渠的人，凡是歌颂和肯定红旗渠的人，都是杨贵帮派体系，都成了“三种人”，都得受清查、挨批斗，都得撤职、开除、清退、查办；凡是极力主张砍红旗渠项目的人，凡是攻击污蔑红旗渠的人，凡是“文革”中反杨贵的群众组织头目，那怕是血债累累的打砸抢分子，都受到提拔重用，甚至成为清查运动的负责人和依靠对象。
原县委常委17人，14人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受到免职、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政籍、逮捕判刑、撵到农村、工厂接受改造等处分。
县委副书记、红旗渠特等劳动模范马有金，1946年参加革命，曾任红旗渠工地指挥长。他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分子”后，身体承受不了批斗折磨，铮铮铁汉自杀未遂，经抢救复活后，被赶回农村老家改造，禁止医院为其治病，含冤去世。
县委副书记周绍先，1945年入党，1948年参加革命，曾任红旗渠第一任总指挥长，长期带病工作，积劳成疾。他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分子”，免职留党察看两年。因做过心脏大手术，经常吐血，不能行走，就令其子女用车子推到会场接受批斗，在反复折磨中含冤去世。
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刘章锁，1943年参加革命，行政15级。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分子”，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因写信申诉，被定为翻案，又开除党籍，被赶到工厂改造，每月只给生活费300元。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守福，1944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因1973年他带人去广东参观学习时，带了红旗渠电影纪录片和资料，清查运动中被打成“为杨贵歌功颂德”的帮派骨干分子，被免职留党察看两年，被赶到工厂改造，每月只发300元生活费，后含冤去世。
原县委17个常委，14人被打成“杨贵帮派体系”后，有8人已含冤去世。
红旗渠劳模是清查打击的主要对象。经常在红旗渠影像资料上出现，经常参与接待工作的，最有代表性的9名红旗渠特等劳动模范，全部受到清查运动的打击迫害，至今不得翻身。
马有金：林县县委副书记，红旗渠工地总指挥长，红旗渠特等劳模，长期坚持战斗在红旗渠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为红旗渠建设立下不朽功勋。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假劳模”、“黑典型”，含冤去世(上文已有介绍)。
路 银：林县县委常委，省委候补委员，红旗渠负责测量工作的土工程师，在缺乏工程技术人员，测量设备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为红旗渠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评为红旗渠特等劳模。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杨贵帮派骨干”、“假劳模”、“黑典型”，被诬蔑为“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骗子”。在几个人抓住他的手，强行让他在预先写好“杨贵反对修建红旗渠”的证明材料上摁手印时，他宁死不屈，被残酷批斗，撤销一切职务，气得脑溢血发作，又被赶回老家，不久含冤去世。
任羊成：红旗渠青年洞管理所所长，威震中外的红旗渠工程除险队长，红旗渠著名特等劳模。“除险队长任羊成，闫王殿里报了名”，在当年红旗渠建设工地广为传颂。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每天出工前都把行李捆好，没准备活着回来。他浑身是伤残，几度生死，几度逃脱死神的追索，却没有逃过资改派的清查。清查运动中，他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杨贵的孝子贤孙”，受到无情批斗。他被撤职后，每月只有36元生活费，生活难以为继，更无看病的钱，浑身病残严重恶化。这位叱咤风云的勇士，晚景十分凄凉。他还在拖着残病之躯，为红旗渠的命运忧心忡忡，还在四处为红旗渠和自身的不公正待遇奔走呼号，幸运之神却没有降临他的头上。只到今年“五.一节”，一群毛泽东的信仰者找到他，称他为同志、人民功臣，他才泣不成声地说：“今天我才找到了自家人！”
王师存：红旗渠曙光洞管理所所长，红旗渠特等劳模。他是红旗渠工地上的著名“钻洞能手”，优秀共产党员，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那里，是个“撵着闫王爷上”的英雄人物。清查运动中，他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撤销职务，残酷批斗，患食道癌含冤去世。
常根虎：水利局钻井队队长，红旗渠特等劳模。在红旗渠建设中，是一员迎险而上，不顾个人生死的虎将，被誉为“神炮手”。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被赶回家后，身活无着，生病也无人理睬。重病期间，其他生死与共，同病相怜的劳模去看望他，他泪流满面地在枕头下摸索了半天，拿出一个层层包裹的布包，从中抖露出自己最大、也是唯一一笔财产—10元人民币，用颤抖的双手交给郭秋英和任羊成，嘱咐他们：“如果将来有朝一日，恢复了我的党籍，即使我已经不在人世，也要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我虽死也可以冥目了。”在场所有人抱头痛哭一场。此后不久，含冤去世。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这样一个人民功臣，至今含冤九泉，死不冥目，他的战友们至今还在揣着这10元钱，四处奔走呼号！而那些整日里花天酒地的“公仆”们，又有谁愿意听一听他们的呼声呢？ 张买江：红旗渠特等劳模，电视剧《红旗渠的故事》中“小黑豆”的原型。其父在修建红旗渠时牺牲，其母毅然将13岁的他送上工地，叮嘱他：“继承父亲遗志，修不成红旗渠，别回家见我！”13岁的他，以稚嫩瘦弱的身驱，扛起父亲的修渠工具，奔赴修渠工地，直至红旗渠修建成功，成了特等劳模。在清查运动中，这位烈士的遗孤，也没有逃脱劫难，也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遭到残酷批斗。他在一师实验小学当体育教师，受到打击、歧视，工资被压了好几级。
李改云：红旗渠特等劳模，妇女营营长。在红旗渠工地上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广为传颂。因为救人落下的伤残让她至今安着假肢。在清查运动中，她同样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为了证明她是“假劳模”，那些卑鄙无耻的小人竟然威协恐吓被救群众改变说法，妄图将她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反说成“造假”，还把她陈列于红旗渠展览馆中的照片撤下来，扔到垃圾堆里。
郭秋英：林县团县委副书记，红旗渠特等劳模，著名的“铁姑娘”队队长。她曾代表林县青年出国访问。李先念曾说：“像这样的青年干部，要好好培养。”这样一个在修渠过程中未向困难低过头的“铁姑娘”，在清查运动中，也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受到残酷批斗，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被赶到竹器厂当工人，还一直受歧视。
韩用的：红旗渠特等劳模，“铁姑娘”队队长。在清查运动中，被打成“假劳模”、“真帮派”、“黑典型”，遭到残酷批斗。后含冤去世。
无怪乎杨贵悲愤交加地长叹：“虽然我已经成了‘建国60年60位功勋品牌人物’，但与我一起同甘共苦、舍身忘死修建红旗渠的英模们，现在却还戴着‘三种人’、‘反革命’的帽子啊！”
揭批查运动中，全县有500余名领导干部被撤免职，受批斗；300余名一般干部、红旗渠劳模、积极分子被处分；3500余名大、小队干部被撤换；4000余名党员被除名；2200余名全民、集体工人、教师、医务人员、公司职员被无故清退，加上受株连的家属，遭受打击迫害的竟达数万人。1978—1990年间，林县群众不敢说红旗渠、老县委和杨贵好，谁说好，就被扣上为文革“翻案”的帽子被批斗。红旗渠展览馆被撤除，周总理亲自指示制作的红旗渠展示沙盘被毁坏，红旗渠的电影不准演，红旗渠的书不让卖，红旗渠的歌不准唱。直至1996年6月，江泽民视察红旗渠时，点名要见任羊成，市、县一些领导仍然从中阻挠，不准任羊成等劳模露面，只是在江泽民一再坚持下，他们才慌忙采取紧急措施，用车把远在古城的任羊成接回来，与江泽民见面。江泽民听到任羊成反映情况后，亲自批示查证林县清查运动旧案，也被省市县个别领导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蒙混过关。新华社穆青要采访红旗渠劳模，被市、县委领导予以拒绝，还说：即使见了，也不准上报上电视。当时的县委书记王xx对宣传过红旗渠的记者、作家、诗人极为不满，曾在大会上公开叫骂：“什么山呀(指作家华山)，什么川呀(指诗人郭小川)，什么小说呀，长诗呀，他妈的都是为杨贵树碑立传！”在林县，在安阳地区，甚至全河南省，形成了“莫谈红旗渠”，“谈红旗渠色变”的气氛。
在政治上妖魔化红旗渠，打击迫害修建红旗渠英模和功臣的同时，当时的地、县领导，反而大加提拔重用那些一贯仇视和反对修建红旗渠的人。雷xx、栗xx、靳xx就是这种人。这几个人本来是“文革”中反杨贵、反红旗渠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头目，在“文革”中多次挑起武斗，抢劫武装部军火仓库，大搞打、砸、抢，制造多起流血事件，造成50余人死亡，却被当时的地、县领导作为依靠对象，三个派性头头不但进了县委常委，而且掌控了全县“揭批查”运动大权，随后又将50多个此类头目提拔安插到各公社、局委担任领导。无怪当时群众惊呼“林县变天了！”“林县有三怪：修渠人遭迫害，反渠人高官戴，上级领导不理睬！”
这种疯狂的反攻倒算活动，不仅仅停留在从政治上砍掉红旗渠这面红旗，而且在一锅端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修建红旗渠的林县老县委，在打翻修建红旗渠英模，在极力妖魔化红旗渠，极力抹杀红旗渠精神的同时，开始对红旗渠实体进行破坏活动，妄图从地球上彻底抹掉这一奇迹。
要摧毁红旗渠，砍红旗的人首先想到截断红旗渠的水源。这是釜底抽薪的阴狠招术。1978年8月底，县委书记王xx和那个混进县常委的打砸抢群众组织头目雷xx窜到山西平顺县，大肆渲染林县揭批杨贵的“战果”，说什么杨贵和平顺县委书记李顺达多年相互勾结，林县问题的根子是杨贵，平顺县问题的根子是李顺达，而杨贵问题的根本问题，杨、李勾结的根本问题是红旗渠，林、平两县要联起手来肃清杨、李的流毒。他们此行，破坏了两县以红旗渠为纽带结下的友好关系，骟起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情绪，破坏了红旗渠源头的和谐稳定局面，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当地一位曾支持过红旗渠建设的老党员说：林县人自己都批起杨贵和红旗渠了，红旗渠不吃香了，过去两县关系好，共同维护红旗渠，今后做事只要对咱当地有利，管它红旗渠受不受危害了。这个囗子一开，加之私有化全面推进，红旗渠源头乱套了。
从1984年起，山西平顺县在林县永久买断的地段上，先后建了两个水电站，引水渠就建在红旗渠首的拦河坝内，截流红旗渠水源４个流量，每年引走１.２６亿立方水，相当于现在修建的马家岩水库兴利库容量的五倍多，用过的水白白流入漳河。时任红旗渠管理处负责人彭美中得知此讯，忧心如焚，连续５次向县委书记反映此事，那个领导竟然批评说：“没有你吃的饭，还是不发给你工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多次找这个领导要求拿出解决方案，都被拒之门外，理都不理，甚至视为“找事”。实际上，这些仇视红旗渠的人巴不得红旗渠水断渠干，正好佐证他们加到红旗渠头上的罪名。他们上台以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全面废除红旗渠的有效管理，红旗渠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愿打愿骂随你的便。一些受私有化毒害的人开始从渠道上找“利”，有人扒去渠岸上的石块建房、垒猪圈，有的在渠底的淤泥上开荒种地。红旗渠上许多建筑物遭破坏，许多石碑被砸毁，就连习仲勋的题词石碑也被砸断后扔到粪堆里。山西、河北与林县争抢水源，争纷不断。渠上游开了２４个放水囗，８个大虹吸管道。除此之外，不少人在上游主干渠上任意扒口放水，用完水也不关闸堵囗，任渠水哗哗流入山涧，无人敢管。经常有人半夜三更去砸渠管所的门，寻衅闹事，敲诈钱财，门都砸坏了，无人敢惹。甚至有人在两处炸毁红旗渠岸，震惊全国。现在红旗渠水流量只是原来的六分之一，甚至出现汛期断流现象，灌溉面积由６０万亩下降到２９万亩，用水由不要一分钱变为每年向山西交水费数百万元，一手交钱，一手放水。林县每年还要给红旗渠主干渠流经的重点村庄送上几万元慰问金。抛弃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后，红旗渠步履维艰，命运堪忧。
红旗渠技改工程受到空前阻力。红旗渠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剥蚀，加之人为破坏，已是遍体鳞伤，亟待修复加固，而失去集体经济支撑后的今天，难有昔日自力更生的志气，地方政府拿不出修复资金，只好伸手向国家要钱。2008年12月，由国家投资3200万元(拉内需、保增长资金)，地方配套400万元，正式启动了红旗渠修复技改工程。但该工程遇到了难以想像的阻力。由于抛弃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后，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在只讲本地利益的今日行情下，山西省针对该工程提出许多附加条件，仅协调工作就做了2个多月，在国家几个部门的强力干预下，才得以开工。工程由国家武警水电第二总队承包。这是工程能够正常运行的一个强力保障，也是工程质量得以保证的重要条件。若非武警部队开赴工地，技改工程还不知何年何月竣工。然而，工程施工还是遇到了数不清的麻烦。主干渠所经之地的山西群众，经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普世”毒水的浸泡，再不是过去无私援助的群众了。一些人讨要运输车辆的“过路钱”；一些当地车主提出运料必须雇用他们的车辆；还有一些与林县有经济纠纷的商户，乘机协迫林县政府让利解决。这些人一律狮子大张口，不达目的就阻断道路。数不清的人为障碍，使得工程进度一波三折，十分缓慢。
红旗渠上兴建的“长藤结瓜”式一、二类水库48座几乎全部报废；346座塘堰全部报废；45座提灌站一部分报废，一部分闲置，发挥效益的很少；45座小型发电站无水发电，全部报废，电站房屋被拆毁，全部成为废墟。红旗渠丧失了能蓄水、能抗旱、能排涝、能发电等系统功能中的大部分效能。
红旗渠正在一步步走向私有化。由于水量急剧减少，红旗渠的灌溉功能大打折扣，也不被重视，政府只热衷于搞旅游，有人曾提出牺牲一两代少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主要是与旅游配套的产业)的歪理邪说，红旗渠正在实现向景点展示功能的转变，且美其名曰“无烟工业”。而红旗渠的旅游景点已经承包给个人，政府每年的收入还不够给渠管人员发工资。人民公社时代用渠水浇地不花钱，现在农民用渠水浇地得先交费。在国务院新近出台的“36条”中，明确了农业基础设施民营化的方向，红旗渠这样的公益设施又入不敷出，无人关注，在私有化大潮的最后冲击下，将难以独力支撑。失去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支撑后的红旗渠，其命运也将和毛泽东时代修建的8万座水库一样。
红旗渠精神被曲解。红旗渠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主精神；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不伸手向国家要钱，依靠自己力量改变自己命运的自力更生精神；就是大公无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奉献精神；就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就是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精神；就是群策群力，破除迷信，敢于向有限条件挑战的创造精神；就是以大局为重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红旗渠精神是与“井岗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寨精神”、“大庆精神”相并列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升华。红旗渠精神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而资改精英将红旗渠精神曲解、延伸为“十万大军出太行”的“打工精神”。这种精神说穿了，就是失去主人地位之后，人民被迫为资本卖命的精神；就是幻想发财致富的个人奋斗精神；就是脱离集体主义的单干精神；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精神；就是“铁汉”变奴工，“铁姑娘”变妓女的精神。将伟大的红旗渠精神曲解为这种“打工精神”，实在是亵渎神圣！再看看如今红旗渠旅游景点中树立的那些神龟、神像雕塑，就可以一目了然他们究竟在提倡什么精神！在资改精英手中，红旗渠精神已经沦为他们巧装打扮的脂粉了！红旗渠最悲惨之处，在于其精神被亵渎！
红旗渠命运的变迁，用铁的事实昭示了一个真理：红旗渠这样的人间奇迹，只能产生于毛泽东时代，只能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在全面推行私有化的今日，修不修红旗渠，人民群众已然不能作主，也没有什么救世主肯为他们作主。去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崩溃的今日“盛世”，决然创造不出那样的奇迹。即使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奇迹，时至今日，也难以独善其身。所以，红旗渠只能是毛泽东时代的绝唱，也只能是今日“盛世”的悲歌！由此让我们进一步领悟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强盛之路！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华民族强盛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