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满载着124名科学家和记者的我国"雪龙号"科学考察破冰船从上海港出发，奔赴北极，拉开了中国政府首次对北极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序幕。我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的随队记者，全程跟随报道了这次考察的全过程，并实现了中国记者首次极地现场直播，胜利完成了任务。

        这次北极考察以我国"雪龙号"破冰船为主要交通工具，航行70多天，行程一万多海里，除其间冰上考察之外，全部时间是在船上度过。船上生活简单、枯燥，沿途景观单调，时间一长，感觉非常压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台特意和广东东莞市德生通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联系，提供一批高质量收音机送给考察队员，以排解旅途寂寞。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电台记者，更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做一次收听调查，详细了解我们中央电台的节目最远能覆盖的范围。

       为听一首歌，我们围在一台老式的“红灯”牌收音机旁，守候到午夜。我们耐心等待着一个牧师喋喋不休地在讲“马太福音”，讲完之后，会有一首歌传来，就是那首让人忧伤的《橄榄树》。

　　这是1980年那些寂寞日子中的一些夜晚，工作在偏僻闭塞的乡下的我们，正痴迷于港台流行歌曲。除了听“澳广”定时播放的歌曲外，我们还捕捉到一家教会电台在午夜也播放流行歌曲，这些歌曲让我们吃惊地知道，除了《战地新歌》等硬梆梆咬不动的战斗歌曲外，还有软绵绵温柔得让人心起涟漪的歌曲。我们正是处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这些歌曲迎合了我们的精神需要。当歌声响起，分过工的我们记谱的记谱，记词的记词，然后把歌整理出来，第二天就伴着吉它带准不准地唱开来，在小镇上大出风头。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这是几年前的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句词，现在被一个生产收音机的厂家作了广告词，其余部分都记不得了，还听过一首英文歌曲也是以收音机作由头，没注意对比，不知流行歌曲的词曲是不是从英文歌译配过来的。那一阵录音机刚时兴，自己认为收音机的生命不会太长久了，这想法今日看来如同收音机刚发明时有人断言世人大都会是文盲一样的荒唐。

        进入我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是在六十年代，它有一个桔红色的外壳，十分鲜亮，摆在大桌上，是家中一件显赫的家当。只有父亲才能动它，父亲为它做了一个蜘蛛网状的天线，树上屋顶。童年，这根当时大多数人不明所以的在线和我家那三间全村唯一的红瓦房，极大地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每天中午，里面就会传出曹灿先生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闯王》，这时庭院的丝瓜架下便聚满了邻里乡亲，蹲在墙根叨着烟袋，一个个聚精会神。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好奇心陡增，忍不住就要摆弄摆弄，却总是心怀忐忑，象《地雷战》中鬼子摆弄地雷那般小心奕奕，生怕弄坏了，另外是害怕不小心收到敌台，就是台湾台吧。记得哥哥曾指着收音机调谐屏左侧吓唬我说：调到这地方就能收到台湾台，你可以听一阵，然后公安局的人就会骑着三轮摩托车把你带走。吓得我对调谐屏左侧那部分一直心怀恐惧，现在想来，不禁哑然失笑，这部分正是我常收听的市台两套节目的频率范围！而在二十多年前，我楞是一直没敢动那收音机的调谐旋钮。好奇心驱使下的摆弄也只是将音量开头打开，然后趴在边上听那丰富多彩的内容。于是，童年里便装满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还有数不清的寓言、童话。具体的内容现在都记不太清楚了，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下午的少年儿童节目的开始曲却耳熟能详。“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哒嘀哒、哒嘀哒、哒嘀嘀嘀哒。”二十多年了，这个开场白一直没变，而每次偶尔听到都如儿时一样欣喜。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泰戈尔

"真的要分手了……"

分手那天，我一遍又一遍喃喃自语，这"真的"一浮现于心头脑际，我便明白它满噙着将要滴落的无奈与伤感。

分手那天，淅淅沥沥的雨漫天飞舞，飘进了我们的生命之中，淋湿了我们的记忆。

分手那天，我们坐的车如同我们的生命，不等待眼泪的淌飞便匆匆启程。车门重重地关上了，我心里猛地一震：原来，门的作用是阻隔门里门外的两个空间，它重重的关上了，就是要狠狠地切断往昔与今日之间那点联系。但是，心中永远是一片模糊的血肉，不可能血是血，肉是肉。

分手那天，你的眼中潮涨了，我心中的海也要决堤，忧伤与痛苦是那最猛烈的波涛，在拍打、在冲撞、在喧嚣，我听到了许多声音，却又像什么也没有听见；我感到了无处不在的彻肤彻骨地疼痛，却又不明白痛在何处，我的手伸了出去，却不知是要挥动表示再见，还是想努力抓住什么、去握紧旧日的什么。

        1958年，我们家买了一台收音机，是南京无线电厂出的新产品， “熊猫”牌。那是我国电子工业起飞的年代。记得我天天放学一到家， 就打开收音机听个没完。侯宝林的相声，百听不厌；孙敬修老师讲的“小孙猴”（《西游记》），更是让人废寝忘食。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国庆游行、人大选举、中苏争论、抗美援越等等的国家大事，也 就日益关注了起来。1964年秋天，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两条新闻戏剧性地凑在了一起，收音机旁的15岁的我真是恨不能为了祖国、为了世界人民的解放去奋斗。也是在这台收音机旁，我和同龄人一起，被投入到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我的小姑从上海送给我一件下乡的礼物，是“东方红”牌的半导体收音机。1969年，油菜花开的时节，我到小平同志的老家广安去插队。农村很穷。老乡们围着那个半导体打转转，想好好看看里面说话的人是什么模样。直到我下乡的第三年，农村的广播喇叭才接到了我们的院子。我对得起那里的老乡，我教书教出了一批有理想的山里娃娃，他们后来成了我们那里第一批走进高校大门的孩子。去年秋天，我悄悄回到了那里，草房早就没有了，家家户户都有电视。要说比一比，只是比黑白还是彩电，比21英寸还是25英寸，好多人家都有人在外干事，有的还在国外“打工”，现在的老乡说起话来很有信息量， 市场经济的名词一套一套的。